芭菲滚雪球
可负担性已成为新的全民焦虑。从纽约市长选举到大零售商销售疲软，持不同政见的美国民众都面对同一现实：生活成本的增速持续超过收入增长。特朗普总统本周称可负担性问题是一场“骗局”，但没有任何政客能将其轻蔑为“虚假议题”。食品店标价与租金账单上的数字冲击是真实存在的——美国民众每天都在亲身体验。
关税不是生活成本攀升的元凶，真正推手是早在关税上调前就已根深蒂固的美国国内结构性问题，这些症结正位于美国经济模式的核心地带。
生活成本危机主要集中在五大领域：住房、食品、医疗、育儿和能源。我们不妨称之为“难以负担的五大项”。自2019年以来，这些领域的价格涨幅远超家庭收入增长，且无一与关税存在关联。
以住房为例，2019年以来居住成本（租金加按揭）累计上涨近34%，超出家庭收入增速12个百分点以上。原因显而易见：千禧一代和Z世代不断涌入沿海城市，而当地住房供应受到区划法规、审批延误以及冻结租金等受政治追捧却损害经济的政策人为限制。以纽约市为例，超过5万套公寓空置，因为房东依法无法收取足以覆盖装修成本的租金。在建筑成本攀升时冻结租金非但无法降低住房成本，反而会削弱维护或新建住房的意愿。
食品领域的情况如出一辙。美国家庭主食的肉类与蛋类价格暴涨——牧场经营者多年无法盈利导致牛群规模缩减，2022年旱灾更令形势雪上加霜；禽流感导致数百万母鸡死亡，使蛋价一夜翻涨四倍。这些价格冲击虽逐步缓和却未消散，关税在其中未起任何作用。
医疗与育儿领域呈现相同规律：需求过旺而供给不足。育儿成本因劳动力市场薪资上涨及结构变化，增速比整体通胀高出10个百分点；医疗保险费（尤其是小企业及ACA交易所参保者）则大幅跳涨。同样地，没有任何关税能为此负责。
能源价格或许是证明国内挑战（而非贸易政策）推高物价的最典型案例。美国电网建设未能跟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电气化带来的需求激增。在东部部分地区，新电源接入电网需要耗时八年。这种瓶颈推高了所有用户（家庭、制造商和企业）的电价。
与此同时，在汽车、自行车、洗衣机等已加征关税的领域，价格涨幅反而低于整体通胀水平。这是因为耐用品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激烈竞争，自行吸收了大部分关税成本而非转嫁给消费者。摩根大通经济学家估算，仅约20%的关税成本体现在消费价格上。所谓“关税推高通胀”的说法可谓不攻自破。
若关税并非症结，问题究竟何在？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工业基础的长期侵蚀，以及劳动力结构、能源体系和区域经济未能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系统失灵。
数十年来，美国鼓励年轻人攻读四年制学位，同时却掏空了那些提供更高薪酬、福利和长期职业发展路径的工业岗位。其结果在纽约等城市清晰可见——零售员、餐厅服务员和保安这三种最常见职业的收入还达不到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一半。这些美国民众的困境并非关税所致，而是因为他们所能获得的工作报酬无法支撑其工作所在地的生活成本。
解决负担能力危机的长期方案并非压制价格（这总会导致短缺），而是要通过重建生产能力和拓展高薪工作机会来提高收入。这首先要从解决最突出的供给限制入手。例如，美国亟需扩建从变压器到高压输电线路在内的电力基础设施。这些并非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现代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更多电力产能将加速人工智能革命，从而提高生产力和收入。这些领域恰恰是能够通过明智的激励措施和针对性关税实现国内制造业繁荣的阵地。
特朗普政府近期取消农产品关税的决定是明智之举。但美国应当将关税重点用于那些能够通过重建国内产能来提高工资水平、扩大供给并降低长期成本的产业，例如电力设备、药品及关键制造业原材料领域。
美国国内深层次的可负担性危机，暴露了其经济供给侧的脆弱性。这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影响美元资产吸引力和美元汇率基础的宏观经济问题。周五（12月5日）美元指数于99.00附近窄幅震荡，前一交易日一度触及近五周低点98.77。
在问题得到切实解决之前，它将是悬在美元头顶的一个长期结构性利空因素，其影响力将通过与美联储政策互动、影响长期增长预期和资本流动等方式持续释放。
（美元指数日线图，来源：易汇通）
负担能力危机无法通过权宜之计解决，这需要长期承诺、战略投资以及对价格驱动因素的清醒认知。正如沃伦·巴菲特的名言：“今日有人能在树荫下乘凉，只因很久以前有人栽下了树木。”
北京时间11:31，美元指数现报9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