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持续推进强硬关税政策，先是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同时以《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为依据，对汽车、重型卡车、钢铁、铝、木材、家具、半导体、医药、铜等多个品类实施或威胁实施关税措施。

这一系列关税政策在司法层面遭遇重大挑战。

美国最高法院近期在LearningResourcesInc.诉特朗普、V.O.S.Selections诉美国两起案件中，以6:3的投票结果作出关键裁决，明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未赋予总统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面对司法裁定，特朗普政府迅速启动替代方案，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签署行政令，对全球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部分品类豁免），并于2026年2月21日将税率上调至15%，该关税自2月24日正式生效，实施期限为150天，覆盖约1.2万亿美元年度进口额，占美国总进口规模的34%。

关税税率大幅抬升，双口径统计差异显著

新一轮关税政策落地，直接推高美国面向绝大多数进口商品的关税征收水平。

世界银行统计显示，2022年美国加权平均适用关税税率仅为1.5%；在IEEPA关税被司法废止前，这一税率已快速升至13.8%。第122条款关税执行阶段，美国进口加权平均适用关税税率预计维持在12.1%，待该临时关税到期后，税率将回落至6.7%。


（不同阶段加权平均关税税率）

需要明确的是，加权平均适用关税税率与平均有效关税税率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针对不同国别、品类商品的法定征税标准，后者则以实际关税收入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核算，更能反映真实税负水平。

2025年IEEPA关税被裁定违法前，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税率从2024年的2.4%大幅攀升至7.7%，刷新1947年以来峰值；若第122条款15%关税如期在150天后终止，2026年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税率预计为6.0%，仍为1971年以来最高水平。


（不同阶段美国平均有效税率）

家庭税负与财政收入双向承压

关税政策直接转化为美国家庭的实际负担。2025年，特朗普关税组合直接推升美国家庭年均税负1000美元；

在IEEPA关税被裁定非法后，仅存的第232条关税将在2026年使家庭年均税负再增400美元，叠加第122条款新增关税，美国家庭负担将进一步增加300-700美元。


（美国发动全球关税战之前家庭税负成本）

贸易收支未改长期格局，政策目标落空

特朗普政府推行关税政策的核心诉求之一，是收窄美国贸易逆差。

但从宏观经济与外汇交易逻辑来看，一国贸易差额并非单纯由贸易政策主导，本质是国内储蓄与投资、跨境净借贷的宏观均衡结果。

美国国内投资需求持续高于储蓄能力，必须依赖海外资本流入填补资金缺口，关税政策无法直接改变国内储蓄-投资平衡，也就难以从长期扭转贸易收支结构。

美国自1975年录得最后一次贸易顺差后，常年维持贸易逆差格局，这并非短期显性经济风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球资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是其作为全球资本避险高地与核心投资标的的体现。

2025年美国贸易逆差较2024年仅收窄21亿美元，整体逆差小幅回落完全依赖服务贸易顺差扩张，商品贸易逆差反而同比扩大255亿美元，关税并未实现改善贸易收支的核心目标。


（美国贸易条件，逆差情况趋势图）

政策推进与司法博弈持续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相关内阁部门调研贸易规则，并在4月1日前提交关税政策建议。

此后美方陆续推进多项新关税落地与调查程序，同时至少五起司法诉讼对关税行政令的合法性发起挑战。

截至当前，司法机构均未认可特朗普政府主张的无限紧急关税授权，但行政部门已对相关裁决快速启动上诉程序，政策与司法的博弈仍将持续。

从长期影响来看，历史经验与实证研究反复印证，关税本质是国内税负，会推升企业成本与消费者物价，压缩商品与服务供给，最终传导为居民收入缩水、就业岗位减少和经济产出下降。

本轮美国关税政策历经司法调整后，虽短期维持高关税水平，但未能实现核心政策目标，其后续落地效果、海外反制措施，仍将持续扰动美国经济及全球外汇、大宗商品市场。


（全球关税水位图）


（美元指数月线图，来源:易汇通）